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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安東尼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前兩個影片我們討論了中國人的愛國主義與快樂的秘密聯繫當然，這個方向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我稍後會和大家慢慢交流，在這個影片中，我想和大家聊聊中國美學。 前幾天我和一個朋友聊天。 我們談到中國是一個美學沙漠，她說，總是有人說我們只是缺乏發現美的眼睛，但在中國發現美確實很難。 我沒有那種心情，我同意，雖然原則上，美無所不在。 然而，美不僅僅是外在的感官享受。 它離不開人內心的自由批判意識和自由意識，而這恰恰是達到更高層次美感能力的關鍵。 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當你意識到某樣東西不美的時候才能發現真正的美，這個否定的過程非常重要。 當然，美學是主觀的東西，如果你認為某件事是美麗的，我也沒有意見，但不要與我爭論。 那麼這個影片我們就從中國社會常見的事情開始。 我們先從一些醜陋的現象入手，探究背後的精神原因。我認為首先是土壤或說質樸。 無法獲得自然超越物質等物質因素執著於狹隘的實用主義很多朋友去中國很多城市旅行都會產生一種單調乏味的感覺那就是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樣的。 最典型的中國城市景觀也許是一句宣傳口號。 這些標語大多是紅底白字或紅底黃字，上面寫著一些政治口號。 例如「人民當家作主」「法治有機統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等，近年來在城市街頭更常見的宣傳標語。類的標語，「跟黨走」之類的標語，這些話本身就令人噁心。 不僅因為他的說教風格內容空洞，因為他無所不在，會嚴重破壞城市原有的和諧統一的街景幾年前，我在杭州西湖邊漫步。當我望著遠方的山峰時，驀然回首，看到了一幅貫徹整體國家安全理念的海報，畫裡有軍人、工人、醫生、母親。都圍著中間的標語和紅旗 整個畫面有濃濃的韓國審美風格 強烈的視覺衝擊力 瞬間失去了所有感覺 紅色政治口號直接粗暴的灌輸 整個景區的模糊 微妙而美麗的藝術感構想完全破壞強烈的審美反對比這張海報更醜這是一張嵌有政治口號的巨型宣傳海報。這些海報往往有五、六公尺高，七、八公尺高。大面積 人們在這些宣傳圖片面前顯得那麼渺小 圖片背景 幾乎都是華表、長城和天安門 華表和長城象徵著國家的悠久歷史 天安門廣場、紅旗和紅天它像徵著革命思想。 ，沒有任何深度。宣傳系統並不期望傳達新的思想或激發個人的情感共鳴只是為了宣誓權力的存在此外這些宣傳海報特別喜歡用紅色的天空通過大面積和高飽和度的色彩進行視覺轟炸讓觀看者感覺自己生活在下面紅色的天空 這會產生一種壓迫感和渺小感。但現實中顯然並非如此，這種空洞乏味的視覺語言反而進一步暴露了意識形態符號的虛假性，宣傳人員或許也認識到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固有弱點，也不指望觀眾能真正受到宣傳的啟發。 對他們的啟發 工作只是一碗飯 他們不相信自己所說的。但是，工作不能沒有結果。所以我們只能堆砌這些空洞的口號，透過視覺轟炸和重複，讓人們被動地接受其表面意義，培養服從的條件反射，當然，這培養的往往是一個說一套做一套的憤世嫉俗者，而不是一個堅定的追隨者。 但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它是相當成功的。 即保持表面上思想的統一和行動的統一，因此，極權主義美學追求的是單一的、簡化的符號，排除複雜性和個體經驗，因為符號越簡單，就越能排除個體在其中找到自我認同和情感體驗。性好都是因為不夠、不夠大任何東西只要達到一定程度大到一定尺寸自然就會產生美感和正義感比如更大的建築更大當量的核武器更大範圍的犧牲更加統一的城市佈局等閱兵群眾運動統一的服裝、整齊的線條等，這些都是表達這種極權主義美學的手段目的是利用視覺象徵傳達清晰的等級制度和權力結構領導人置於中心視野的頂峰象徵著至高無上的權威，群眾處於次要的、從屬的地位。 權力集中、等級清晰，透過視覺手段強化這種極權主義美學，當然也是一種崇尚暴力與秩序的美學。 因此，他們也最欣賞軍人的氣質和軍人的作風。 正如我們在4月26日刊中提到的，在討論中國社會軍事論述的影片中，中國政府文件說了些什麼，我特別喜歡使用戰爭隱喻。 那就是用軍事邏輯來解釋一切。例如，把醫生護士比喻為白衣戰士，把科研人員比喻為創新先鋒，把領導決策比喻為部隊部署和動員令。人們更常見地將社會活動比喻為戰爭。例如脫貧攻堅「反貪腐持久戰」抗洪救災遭遇疫情期間各種戰爭隱喻滿天飛，例如武漢保衛戰、上海保衛戰等。明顯指的是軍事或說，正在朝軍事化的方向發展。例如，豆腐塊做的被子和強制跑步練習，近年來，緊繃的跑步練習在許多中學開始流行。據說是衡水中學的想法 跑步鍛鍊時 每個學生之間的距離不到一個拳頭 這迫使每個人的手腳擺動 必須高度一致和精確 否則你會遇到別人 這種審美統一性在中國的學校中普遍存在。企業和影視作品當然也包括北京奧運等國家慶祝活動。其他中國城市景觀雖然看起來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但它仍然是權力統治和操縱的產物所以它也很醜陋正如《為什麼中國城市喜歡統一標誌》這篇文章所說的在政府大規模整頓之前招牌中國街上商店的招牌常常包含著混雜的訊息。設計不良 容易褪色 政府以改善市容為藉口出錢更換招牌。 沒有反抗，然而這次整治的結果卻導致了更大的醜惡。 雖然原來的招牌看起來比較雜亂，但每個招牌都有不同的顏色、字體、圖案等元素傳達訊息，人們可以根據這種多樣性進行設計，快速區分不同類型的店鋪。也缺乏美感。 但在市場環境下這種美感能力是可以逐漸提升的。 然而政府乾預的結果更加醜陋雖然看起來更加整齊但是統一的標誌但是由於使用了相同的背景顏色甚至字體因此失去了分層傳遞信息的能力。沒有輔助資訊幫助顧客識別 不同類型的商店看起來幾乎一樣 這導致人們難以識別商店。需要更多的努力這種整齊和秩序只能反映政府美學的官僚化。理解它不但不能傳達美感，反而給人機械、死氣沉沉的感覺。當然這種整頓的動機不是為了讓公民滿意。 正如文章指出，我國自2005年開始評選“全國文明城市”，這一稱號是主管單位的最高級別，嚴格評選，名額有限，是目前國內綜合城市評價中的最高榮譽。 自成立以來對地方官員的仕途影響較大 受到全國各地的高度重視 為了實現創建文明城市的政治目標 在考試的壓力下 統一標誌改善市容 是最容易產生視覺效果。《晉級遊戲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配合》這篇論文提到，我國同行政級別的地方官員，無論省、市、縣、鄉鎮一級，都在進行政治晉級遊戲，或者說是政治錦標賽。 在官場上，能夠晉升的人是有限的，一個人的晉升必然會擠掉另一個人的機會，參與者面臨著一場零和博弈。 體現在城市建設 表現為惡性競爭 由於官員的升遷 依賴於短期的經濟增長 以及肉眼可見的艱辛成果 因此，地方政府往往更加註重項目的規模和速度缺乏耐心追求項目美感和城市佈局質量更不敢探索地方文化的個性和特色在晉級賽的壓力下地方官員傾向於採用那些已經被證明有效的標準化模式項目一旦完成或者政策在某處通過並取得成功，其他官員也迅速效仿。 群起而攻之 試圖複製同樣的成果 競相打造能吸引外界關注的項目 層層任務 層層分層指標 各級政府調動一切行政資源來完成量化指標 這難免會導致短視和狹隘。 城市設計風格也造就了無數醜陋俗氣的城市景觀。 除了上面提到的統一標誌之外，另一種常見的方法是建造一座建築，你建造奇蹟，我建造比你更大的。於是全國各地競相建造各種醜陋的巨型建築，比如河北省保定市就曾經建過一座金龜館，看起來像一隻巨龜，後來被拆除了，江蘇省崑山市建了八成蟹文化博物館查看從空中看起來就像一隻躺在地上的巨型螃蟹，不但沒有美感，甚至會讓人產生對巨人的恐懼。 貴州獨山縣政府欠債400億 打造「世界第一自來水公司大樓」 縣城年收入僅10億 2016年湖北荊州 一座據說是全國最大的關公雕像世界，被豎立起來。 重量1200噸 被認為是荊州市的標誌性建築 整個園區投資約15億元 但建成後年收入只有幾百萬元 遠低於成本 2020年，這座雕像還被違規建造。除了各地不計其數的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外，消防檢查不通過等負面新聞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人民大會堂等權力像徵 複製建築 這些巨大的建築 帶著一種脫離現實的荒誕感 它們不僅沒有美感 甚至恐怖怪異 當建築的設計只是為了追求“最大”和“第一”，當我們忽視了實際的人文關懷和美學邏輯時，它就成了醜陋的符號。 給人一種冷漠、疏離、壓抑的視覺體驗愛德華·拉爾夫在審美體驗場所感中強調真實性和場所感在《場所與無場所》一書中他說：真實性作為一種存在形式其意義是人對自己存在的責任完全接受和認可「每個人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塊土地……而是一個地方——在那裡，人才可以豐富自己，成為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說，地方不能買賣，只能長期使用透過人們平凡的日常事務不斷地產生，需要人們去愛，賦予特定的界限和意義，也需要人們的精心呵護。 不真實是真實性的對立面，個人處於一種無意識的主觀狀態，無意識地受到「匿名他人」的影響，我自己也不知道，拉爾夫指出了兩種不真實的態度：媚俗和技術化媚俗指的是平庸和粗俗的事物，包括音樂。在旅遊部門規劃的景點和酒店參觀最大、最高但其實建築雕塑和商業街缺乏內涵困在賣散裝的紀念品店拍一組最精美的照片發朋友圈但我對自己去過的地方缺乏真實體驗西方的真實性。和工作的地方。 它也是個人身分的延伸。當一座城市被設計成到處都是權力的象徵時，往往會剝奪個人對這個地方的認同感。 無論風景多麼壯麗，都掩蓋不了這種暴發戶的氣質和內心的空虛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下一個視頻我們還會討論中國美學的話題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者個人困惑想要諮詢我請聯繫我的郵箱如果您無法付款或加入會員請也聯繫我我會提供其他方式詳細請參考這張圖片我會發布這個視頻放在“心理與教育”列表中也推薦給大家請觀看此列表中我的其他視頻，感謝您的觀看，再見！

https://www.gov.cn/18da/content_2247076.htm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国叛逃。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怀疑。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他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周恩来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提议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小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四、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斗争，共产党员张志新等惨遭杀害。 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科学技术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郭永怀、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在晚年对许多问题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对后来党顺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别是七十年代初，他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战略调整，使我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陆续同一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建交，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这些都是同毛泽东的作用分不开的。 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024.6.14日，泽连斯基办公室拒绝了普京的和谈提议，称该倡议似乎假定基辅放弃主权。据报道，当天，泽连斯基办公室发声明称，普京此时发布和平谈判的声明，是试图在瑞士乌克兰和平峰会之前掌握主动权。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后回应称，乌克兰这样的言论是想剥夺乌克兰公民真正的和平机会。当天早些时候，普京在与俄外交部高级官员会面时提出和谈建议，即乌军必须完全撤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个地区。

1.安装bbr cd /usr/src && wget -N --no-check-certificate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chiakge/Linux-NetSpeed/master/tcp.sh" && chmod +x tcp.sh && ./tcp.sh 2.Wget命令安装 CentOS系统: yum install wget -y Debian/Ubuntu系统： apt-get install -y wget 4.检查某端口是否开启 firewall-cmd --query-port=25/tcp --zone=public #查询25端口是否开启,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query-port=80/tcp --zone=public #查询80端口是否开启,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query-port=888/tcp --zone=public #查询888端口是否开启,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query-port=8888/tcp --zone=public #查询8888端口是否开启,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query-port=8889/tcp --zone=public #查询8889端口是否开启,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query-port=443/tcp --zone=public #查询443端口是否开启,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query-port=20/tcp --zone=public #查询20端口是否开启,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query-port=21/tcp --zone=public #查询21端口是否开启,自行修改端口号 开启某端口代码 firewall-cmd --zone=public --add-port=25/tcp --permanent #添加25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zone=public --add-port=888/tcp --permanent #添加888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zone=public --add-port=8888/tcp --permanent #添加8888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zone=public --add-port=443/tcp --permanent #添加443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zone=public --add-port=20/tcp --permanent #添加20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zone=public --add-port=21/tcp --permanent #添加21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关闭某端口代码 firewall-cmd --zone=public --remove-port=25/tcp --permanent #关闭25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zone=public --remove-port=888/tcp --permanent #关闭888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zone=public --remove-port=8888/tcp --permanent #关闭8888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zone=public --remove-port=443/tcp --permanent #关闭443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zone=public --remove-port=20/tcp --permanent #关闭20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firewall-cmd --zone=public --remove-port=21/tcp --permanent #关闭21端口，如需添加其他端口，自行修改端口号 修改完成后需要重启服务器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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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文章：《看文坛那把大火，烧出几多舍利子》 李承鹏/文 1949年3月，人们总说春天来了。可北平的风筝还没飞上天，护城河的冰还没化完，沈从文已自杀了两次。 那时大军已隆隆进城，那时北平还剩下六个月就将改名北京，沈从文惴惴不安地住在中老胡同32号，就是那座光绪的瑾妃给娘家人买的私宅……已被人间烟火刷成了一处大杂院。 沈从文每天和朱光潜、闻家驷等三十多名教授挤在这所北大宿舍，抬头可见北大红楼，抬头也可见电源插头，他想了想，就把手伸过去，伸了过去……长子沈龙朱忽然发现，一脚把他踹开，拔掉电源插头。 这个月沈从文自杀了两次。另一次，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用刀片切开手腕和脖颈的血管，还喝下一些煤油。人们敲不开房门，破窗而入。清冽的风吹跑了一些煤油味，血泊中的沈从文失声痛哭。 一切皆有伏笔。自1948年3月郭沫若写了那篇《斥反动文艺》，沈从文就被定性“桃红色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红色文学逻辑是这样的：沈从文怎可以在《边城》里歌颂翠翠的三角恋呢，怎可以在《萧萧》里让被压迫的童养媳跟流氓无产者花狗搞破鞋还怀上孩子呢，怎可以把吊脚楼的妓女、船妓当主角且有血有肉呢…… 重要的是，沈从文竟然公开喊出“反对作家从政”。 汪曾祺幽幽地说，这是对沈从文的“致命一击”。 沈从文开始念念叨叨，“郭沫若对我很不好，他对我很不好……”竟而精神失常了。家人也对他不好，张兆和抱怨他拖家庭后腿，次子沈虎雏干脆说“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生什么病不好，偏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在欢喜时代，不可以得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病。 沈从文在精神病院呆了一阵子，出来后，去了历史博物馆。组织上让他打扫女厕所。有人说是对作家的侮辱。沈从文却说：“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他们知道我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道德品质上可靠！” 文艺人说这是沈从文的幽默，自作多情了，这是他痛定思痛……多年以后，沈从文还记得多年以前他哆哆嗦嗦走在午门城楼上那无数个凛冽的冬天，城楼上刮着从煤山而来的刺骨穿堂风，零下十度，并不许烤火，他想了想，开始学习《为人民服务》。他说“我要保持耐心和持久热情，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身体折磨次要，改造思想才是目的，组织上成功了。 那股穿堂风穿透了湘西男人的封建思想，穿透了他在大城市形成的反动文艺观，终于在1968年12月，凝聚成一份诚恳的检讨稿，“我的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只是，每天关门时，他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默默说“我明白我的生命实在是完全的单独，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这份内心独白写在一封未发出的信里。幸好未发出，发出了，就是“用个人孤独来对抗组织”。 一个作家死了。他无法解决“我的生命是党给的”与“我明白生命的隔绝”的逻辑矛盾，就死了。 自郭沫若那篇《斥反动文艺》后，沈从文再没写出过一篇小说。有一天，领袖心苗一动，希望他重返文坛。他也满怀热情开始蕴酿新小说，可一动笔，就不行了，试过很多种方法都不行，像极一个阳痿的男人，到处找神油也不行。沈从文说：过去写作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从“信”字起步，看来，我终得把笔搁下，这是一代人必然结果。 这声哀叹，飘飘荡荡穿越午门城楼，在历史穿堂风中不甘心地打着旋儿，像漫长的监斩候，经年之后，一颗人头落地。 报载：1985年，几名记者访问沈从文，聊起文革中打扫女厕所，女记者说了一句：“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83岁的沈从文忽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什么话都不说，就是哭，满脸鼻涕眼泪地大哭，像终于找到大人倾诉过往委屈的孩子。 所有人都惊呆了。但这才是沈从文的真实流露，他再不哭，就来不及了。 三年后，沈从文去世，脖子上隐见刀割的痕迹。 那天，汉学家马悦然打电话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死询，中国文化参赞竟不识沈从文，连声问“谁，这人是谁”。 沈从文，还不如他脖颈上那道伤痕更让人容易记住。 作者青兮写过两个细节： 一，他甚至产生了幻觉和幻听，总觉得自己被监视，担心隔墙有耳，因此说话时声音放得很低很低，还时常独自叹息：“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二，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将自己锁在房里，用剃须刀划破颈部及手腕的脉管，窗外路过的人们，听到里面有个人不停念叨着：“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我年轻时以为，沈从文多写点无产阶级革命作品就好了……直到我知道“山药蛋派文学”鼻祖赵树理之死。 与沈从文不一样，赵树理很红，深得郭沫若赞赏，文化部长周扬在全国创作会上公开赞扬“全国没有一个人在农村题材上超过赵树理，他是铁手，他是圣手”。 可赵树理免不了“喷气式”批斗，双手反剪得高高的，被一脚踹出，飞行了一小段，狠狠砸在坚硬地面。造反派踹断他两根肋骨，肋骨又扎伤肺叶，引发之后数年无休止的感染。 赵树理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还得通宵写检查。冷，靠在火炉前，困，用胳膊强撑着小桌子一字一字地写。他心中坚信，党是会来救他的。 可是有一天，江青同志说“这个人坏透了”。赵树理就被半夜押走，眼睛蒙着黑布，在山西各地进行巡回批斗……整整四年，活像一只猴子供人观瞻、殴打。有一天，造反派想起赵树理写过《三关排宴》，说“现在让你过三关”，令他站上三张桌子叠起的高台认罪……刚站上去，造反派一脚就踹翻桌子，人摔下来，髋骨当即断了。 这一天，女儿去看他，他正一手捂着被打断的肋部，一手毕恭毕敬地抄写着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他说“有机会就把这个交给党的领导，党会明白我的……” 四天后，赵树理就在批斗中休克过去。等醒来，睁着眼，喉头发出怪异的声音，也不吃饭，无论家人怎么劝也不吃，死了…… 无论小情调的沈从文还是大红色的赵树理，至死相信组织会救自己。也许不信，但假装信，跟一场虐恋一样，爱情如大火燃烧在文坛，人人都想烧出几颗舍利子。 还有“荷花淀文学派”创始人孙犁，延安鲁艺和晋察冀边区日报的干将，却被抄了六次家。这一天他又被抓去批斗，受不了羞辱，拧下灯泡把手伸进灯口去。 幸好巨大的电流把他整个手打了出去。老伴赶紧拉住他，说“咱可不能死呀，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过了看高低，咱得活着看看这个世界。” 孙犁侥幸活下来。对了，如果孙犁被电死，后来也没机会提携一名籍籍无名的作家了，这作家后来得了诺奖，是的，莫言。 之所以写了这么久才进入到莫言，是为了交待一下作家的生长背景。提起生长背景，中国人脑海总浮现“山东潍坊市高密县……”这行政属地的绑定很古怪的，一个作家生长于高密还是新乡不重要，重要的是生长于什么性质的创作环境。 最近莫言被批判“污辱先烈”“美化侵略者”“攻击伟大领袖”，这跟沈从文被攻击“反动文学”，赵树理被打成“大毒草”，孙犁被查抄“反党内容”没什么两样……是这片土壤题中之义，此地文脉有股子邪恶基因，注定了中国作家的整体命运，看看稽康，苏东坡，金圣叹，吕留良，老舍，白桦…… 很多正直的朋友拍案而起，怒斥毛星火之流“岂容宵小横行，不能再回到那个时代”，尴尬啊，都不敢明说“那个时代”是哪个时代，证明大家一直还活在那个时代，更尴尬，人们很快扒出莫言曾公开指出： “现在很多人否定毛泽东，把他妖魔化，这是蚍蜉撼树，他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你否定得了吗，他那种胸襟、气势你写得出来吗，他那狂飙一样龙飞凤舞的字体，你写得出来吗，把一个伟大人物丑陋化是缺少理智的，一个知识分子重要的立场就是要承认历史，你不能以为自己比古人更高明，1941年你在哪里？你在那时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吗？一些公知扮演了一种高于一切的角色，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良知代表，这十分可笑……” 十一年前，莫言老师向知识分子扔出的一把杀手锏，十一年后，被毛星火扔回来一把回旋镖。跟当年老舍批判胡风，十年后又被红卫兵同样批判，一样的。 一个莫言粉丝说，“毛星火攻击莫言，这是大是大非的立场，我们要站稳了……”真是莫言的忠粉，动不动就要求对方站稳了、站稳了！弄得跟查酒驾的交警似的。问题是莫言老师与毛星火的立场并无不同，大水冲了龙王庙。夹头攻击莫言，胡锡进力挺莫言，不过是一体两面的争宠游戏：二姨太说甜粽子不利于老爷健康，三姨太“呸，咸粽子才是穿肠毒药”，就这么回事。 有人认为莫言说了些假话，无伤大雅。但莫言在香港公开演讲：“我认为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哪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就势必要讲假话”。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莫言老师？ 撕裂以及纠结了，一边说“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一边说“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地归罪为体制和社会”……又有人又扒出莫言之前对伟大领袖多有不敬之言，不亚于毕福剑。正是：开会时的司马南，酒桌上的毕福剑。 我对批评莫言没什么兴趣，靠高仿《百年孤独》的他本也不是那个年代最有才华最诚实的作家。虽然营销号不断伪造莫言金句和真话，实际上疫情时他没说过真话，水灾没说过真话，以农村题材著称的他甚至连山东老家出了那么多事，也没说过一句真话……这十年来， 事实上我对莫言尚存善意，只是客观分析这片文学土壤的神奇。中国文坛，除了方方、阎连科等极少数硬骨头拒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大部分作家连沉默的权利都屁颠颠上交给组织，有点像主动献肾。 李敖说：作家应该像妓女，顾客要什么姿势你就得学会什么姿势。李敖本意说写作不能只靠灵感，不能只会一种孤技。 我倒觉得：中国作家一直本就是妓女，官家需要什么姿势，他们就熟练掌握什么姿势，从不对官家说今天没性欲，不借口生理周期，一直很润滑，随时高潮期。这方面郭沫若同志做得是极好的，请看诗歌：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奋不顾身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斯大林元帅，我向你高呼万岁！ 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以宇宙的生命为春！ 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 你已活了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地质年！ 你还要活七千亿万恒河少数天文年！ 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 放眼宇宙，唯有郭老把诗歌写到了叫床的境界。同志尚需努力！ 这么一个“文坛领袖”，在儿子被批斗时，竟不敢向坐在身边的总理求救，他想奉献自己的舍利子，却等来儿子的一盒骨灰。所以，你悲伤地明白了，为什么沈从文要在检讨上写“解放后，我就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还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民有所贡献”……明白了，为什么赵树理临死前还在一字一字抄写《卜算子.咏梅》，念叨“党会明白我的”……明白为什么鸳鸯蝴蝶派泰斗周瘦鹃为免受冲击，把毛主席送的芒果供在显眼处，最终因为不小心用红宝书抵在有疾病的臀部，被红卫兵批斗，一跃而入家中老井。 中国文坛，就是这么一口深不可测的老井啊……你探头过去，看得到周瘦鹃那张憔悴的老脸，看得到沈从文在午门上哆嗦地走着，看得到赵树理像喷气式般贴地飞行，看得到毛星火一脸狰狞攻击莫言，而莫言一边悲悯写在土改中被镇压又轮回为畜的地主，一边夸着启动这次土改的领袖伟大胸襟和磅礴气势…… 理解莫言，成为莫言，超越莫言，慢慢地，大家都在那口井中。 我的文学阅读，是始于手抄本的。除了世纪经典黄色小说《少女之心》，还看过一个鸡汤爱情故事：一个小伙在西湖救了一个落水的姑娘，于是俩人相爱，相约赴美留学。可小伙父亲从中作梗，迫使姑娘只身赴美，而小伙在国内和另一个姑娘结婚。头一个姑娘不忘婚约，排除万难归国时，发现小伙另有婚配，姑娘大为伤心……经过情感斗争，远赴祖国的大西北参加生产了。 我长大以后才知道，就这么一个人畜无害的地摊故事，作者张扬却被抓了起来。江青同志大怒，中央成立专案组，下令枪毙作者。你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要枪毙一个三流言情作者，也许因为女主美化了敌国，还提到周总理，海里面正在搞斗争……张扬受尽磨难，即将执行枪决时，幸好“四人帮”倒台，作者才免于一死。 懂行的人知道，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握手》。抄来抄去，传来传去，长度版本各不相同，还出现《浪花》《归来》《氢弹之母》等奇形怪状名字。北京一名工人看了一个没开头的版本，不知叫什么名字，随手贴了张纸条，写上《第二次握手》，工人宿舍里抠脚大汉和爱抹雪花膏的女人们传看着，传看着，成就了一段传奇。 看，小说本身内容，远不如小说诞生的过程具有文学性、思想性、时代意义、人性深处的幽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 什么是外国文学呢？不谈英美文学了，陈殿兴先生写过很多俄罗斯文学史，让我们聊聊万恶的沙皇时代： 一，普希金经常讽刺亚历山大一世，参与秘密社团发表反动言论。沙皇忍无可忍决定流放普希金，内容：下派到南俄某移民监护委员会任职。是的，换个地方当公务员。普希金拿着沙皇发的工资在南俄继续花天酒地，继续讽刺沙皇。沙皇勃然大怒，下令把普希金换一个地方流放：普希金母亲的庄园。但普希金仍可以外出打猎，行动不受限制，可以继续发表作品。 二，19世纪沙皇时代没有一个作家因作品而遭判刑，因为几任沙皇都觉得，要是因作品把作家给判了，在欧洲皇室圈，挺丢人的。那些被抓的作家都是因为直接参与推翻沙皇行动，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舍夫斯基。前者还在监狱里写了小说《小英雄》，后者还写了《怎么办》，奇怪地都获得了发表。 三，托尔斯泰一生都在抨击沙皇制度甚至沙皇本人，在俄国形成“两个沙皇”的局面。他死后，家人失去生活来源。托夫人求助于沙皇。沙皇就向议会动议，由于家人报价太高没被通过（奇怪，怎会有跳出来阻拦的议会），沙皇就折衷，每年资助一万卢布，这相当于20名俄军上校的年薪。 四，果戈理旅居意大利写反抗沙皇农奴制的《死魂灵》时，发现没钱了，就写信给沙皇。很快，他收到沙皇5000卢布的资助，这相当于10名俄军上校的年薪。后来，凑不要脸的果戈理又把钱花完了，为让他写完《死魂灵》，宫廷女官斯米尔诺娃替他向沙皇求情，沙皇又给他3000卢布，但每年只付1000卢布，免得又被果戈理一次挥霍完。 看了沙皇时代的文学史，就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井喷式涌现那么多伟大作家，也明白了为什么沙皇必然倒台，一家子必然在地下室被杀死。 还是烧制舍利子好，璀璨，光鲜，供人学习参观，引入日新月异的AI技术就更好，无需动员，自动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李承鹏/文 于2024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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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与《何为中国》。在《何为中国》一书中，葛兆光指出，“中国”与“中国文化”含义是不断演变的，要避免作单一的定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传承。 本期节目，我们采用一个特殊的讲坛的方式，向葛兆光老师提了一个大的问题，即古代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然后由葛老师来回答。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 我们有感于中国人对于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不中断”这一说法的认同深入骨髓，我们希望能够请葛老师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为我们分析，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和世界的定位，这种认知是如何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以及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是否曾经有改变的机会。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探讨历史，来更加理性地认清现实。 葛兆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的老师葛兆光，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古代的中国人是怎么样认识世界的，这种认识世界的观念和方法在历史上有没有改变的机会？这种观念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影响？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古代，特别是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古代中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些特点，第一古代中国人想象中，天下就是九州和它的周边。所谓九州就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大概就是现在中国的核心区域，或者说主要是汉族中国人居住的区域。 其次什么是周边？那么周边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些野蛮人，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法，就是这五方之民它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文明人就是文明人，野蛮人就是野蛮人。 那么第三点，这些野蛮人要服从文明人，也就是说周边的这些蛮夷要向文明的华夏进贡、臣服，那么这种观念经过先秦到秦汉大一统，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基因，它一直留存在我们传统的汉族中国人的心里面。 这种叫做古代叫做“天下观”或者今天叫做“世界观”的东西，成了我们的标配。后来无论是汉唐宋元明清，无论是刘姓人当皇帝，李姓的人当皇帝，赵家的人当皇帝，或者朱家的人当皇帝，甚至是一些非汉族的，比如说忽必烈当皇帝，或者说爱新觉罗氏当皇帝，都没有改变这样想象世界的方法。 可是改变的机会有没有？其实是有的。应该说2000多年，随着传统中国的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其实有4次改变这种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方法和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来打开眼界，认识世界。可是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的这种认识世界的这种观念。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中国人，或者说传统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曲折和挫折。 我们先说第一个机会，第一个机会是中古时期，大概相当于公元一世纪到七世纪，中国关于世界视野的拓宽和佛教世界观的传入。在中国中古时期，有关世界知识最重要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汉族中国人的活动范围拓宽，比如说更早的张骞通西域，后来的班超通西域，再加上西部北部的各种非汉族，像匈奴、鲜卑、突厥、回鹃进入汉族中国的核心区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 第二是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世界知识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佛教来自中国之外，因此外来的佛教徒给中国带来了丰富的、蓊郁的知识。而是本土的佛教徒到印度去寻求佛教的真理，他们也打开了中国对于世界认知的视野。在这个时候由于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周边，因为在当时佛教跟中国是同样高度的文明，而在佛教徒看来，印度的文明和佛教的文明甚至比中国还要高明。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是最高的文明，印度才是最高的文明，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印度，就是释迦牟尼。 这样就给汉族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文化冲击，不得不像后来说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特别是在4世纪到6世纪来到中国的一族，佛教徒和远赴印度的中国佛教徒，他们撰写了很多有关是中国之外的世界的著作，也翻译了一些像世界纪、外国传之类的书籍。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在南朝曾经有佛教徒跟儒家进行过辩论。在传统的中国人的认知里面，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洛阳是中国的中心，洛阳是大地的中心，它正对的是天空的中心，所以有一个想象叫做“洛下无影”，就是在洛阳这个地方立一个杆子，在太阳正当午的时候照下来，由于是中心对中心，所以照下来的这根竹竿是没有影子的。在古代中国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洛阳就是天下的中央。 可是在佛教徒看来这话是错的，因为他们说在洛阳只有夏至那一天，太阳当午的时候才落下无影。可是在印度大家都知道印度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很南方的地方，太阳正当午正当中的照下来，竹竿没有影子的时间要远远的多于在北回归线的洛阳。因此这个争论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是天下的中心？天下是不是只有你是中心？ 这个争论延续了100多年，后来大家都知道，原来洛阳不是天下的中心，就不再跟佛教徒争论，但是也轻轻的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边，仍然坚持自己的观念，还是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是天下最大的天下帝国，周边都是非常小的蛮夷之国，可是佛教对给中国带来了新的世界观的知识，一直到宋代。 东震旦地理图 汉西域地理图 西土五印之图 《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地图 还有如果大家看佛教徒编的一本书叫做《佛祖统纪》，里面有三幅非常珍贵的地图，它显示了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世界有三个中心，一个叫东震旦，也就是中国，一个叫西域，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中亚、内中亚一带，第三个是印度，这三幅地图并列，一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念。可是很遗憾佛教没有征服中国，因为在中国政治永远高于宗教，因此佛教的知识逐渐的边缘化，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个改变世界观的机会。 那么第二个机会是什么？第二个机会是在宋代。大家知道汉唐都是天下帝国，雄视天下，可是宋代可不一样。宋代的世界形势变了，宋朝和唐朝比起来疆域缩小了一大半，在北边有契丹，后来还有女真，再后来还有蒙古，东边有并不是臣服于宋朝的高丽，高丽在很长时间里面其实臣服于契丹，再远隔海还有日本，西边有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南边有安南，伸缩了的大宋帝国逐渐成了亚洲各国里面的一国，中古时代那种汉唐两代庞大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帝国，那时候只变成了一种历史里面留下的记忆，当时的中国已经缩小了。 我记得钱钟书先生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宋朝那时候的中国已经从8尺大床变成了3尺行军床了，外面有强大的诸国并立的国际，因此宋朝就改成背海立国，重心转向南方。正是在这个时候，宋朝人才清楚地意识到内和外的关系，他们开始把内和外分开，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世界认识。第一个，当时的汉族中国人，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被迫承认他们不是蛮夷，是和自己对等的国家。大家都知道甚至契丹和女真建立的辽和金，甚至地位比汉族的宋还要高。宋朝人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观，就是宇宙有阴也有阳，天下也有中也有外，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人们改变了过去的观念，过去中国人觉得地理上九州就是天下中心。从天文意义上，天上的28星宿都是和中国的“分野”一一对应的，因此天地两方面都只有中国。可是这个时候宋朝人开始承认中国并不大，外面的世界很大，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外国和异族，就连二十八星宿所对应的分野开始，既有中国也有外国，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在西方北方强大的敌国的压迫之下。人们渐渐承认中国不是最大的，渐渐改变了对“四夷”，也就是所谓的蛮夷的态度。而且宋代的交流中心从西北转向东南，从陆地转向海洋，对域外的知识越来越多。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的纪实文献，而宋朝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面向海洋，也留下了很多有关东海、南海甚至更遥远的地方的文献。 这个时候有关世界的看法似乎有机会改变了，可是历史非常诡异，宋代的这些新观念并没有在历史学里面生根，反而后来在历史中间逐渐的消失了。它的原因很复杂，我们这里没有时间仔细讲，但是请大家注意，再后来继承宋朝疆域和族群的明朝，仍然把天下和世界的认知缩小到本国，也就是华夏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改变传统中国人世界观的第三个机会，出现在横跨欧亚建立世界帝国的蒙元时代。当时的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带来了很多有关世界的知识，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很世界的新视野。从13世纪到14世纪，我们把它叫做蒙元时代，那个时代因为是横跨欧亚的蒙古人当统治者，因此带来了改变世界认知的机会。当时蒙元征服整个中国以后，元朝的秘书监也就是帝国最高的中央文化机构，曾经准备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大帝国的一统的地图。一统既包括了汉族中国，也包括了蒙古征服的欧亚各个庞大的世界。 当时有一个回回学者也是波斯人叫扎马鲁丁。他曾经就给忽必烈，也就是元世祖上书，要求把边远地方的史料和帝都，都集中在大都，就是北京了。而且建议皇帝下令集中阿拉伯人、波斯人，瞒着也就是中国南方人，汉儿，也就是中国北方人一起来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大帝国的一统地图。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世界观已经接受了很多来自像阿拉伯、波斯、中亚、蒙古这些人的世界观。 我举一个例子。世界文献里面记载的一个很重要的早期地球仪，就是元朝的扎马鲁丁，这个波斯人带来的。这个地球仪实际上已经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而且告诉你3分是陆地，7分是海洋。而且地球仪上还有经纬线，叫做“小方井”，画成“小方井”，就是有经线，有纬线，而且它在陆地上还画了有江河湖海，这也就是说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认知，地球是圆的，这些新知识其实已经来了。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 特别有意思的，如果大家看一个保存在日本，实际上是朝鲜人画的一幅地图，叫做《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你就知道这幅地图它用的就是蒙元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的这个地图，跟着中国人地图画的。而这个地图上面非常令人吃惊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图上有非洲，有非常准确的阿拉伯半岛，甚至还有欧洲，里面还标志着有罗马，有巴黎，有巴格达。遗憾的是，这些新的世界知识在蒙古时代结束以后很快就消失了。在中国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仍然坚持着以汉族中国为中心，以周边的四夷为蛮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现存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 那么第四次改变中国世界观的机会是什么呢？是晚明传教士带来新的世界地图和世界知识。大家都知道明朝中后期，也就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些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传教是利玛窦（1552-1610），他曾经在广东的肇庆画了一幅山海舆地图。它是根据一幅欧洲的世界地图画出来的一个世界地图。这个世界地图跟今天的世界地图已经非常接近了。这幅世界地图后来在明朝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后来甚至连皇帝都叫太监们按照这个地图的模样，仿制了一幅6扇屏风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坤舆万国全图》现在还保存在南京博物院，还保存在梵蒂冈，还保存在韩国，各有一幅。 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的《坤舆万国全图》 这个地图带来的新的世界知识，对中国人冲击非常大。为什么呢？它告诉中国人几点，第一，世界非常大，中国只是亚细亚的1/10，亚细亚只是世界的1/5。第二，大地并不是传统中国人认为的天圆地方，也并不是你在中央。而是一个圆的，甚至有人跟自己还在地球的另一端跟自己是角对角的。而在圆的世界上没有哪些地方是中心。第三。他告诉中国人世界上很多国家，万国并立，而且是有多种文明，未必只有中国一个文明，而且各个文明都非常的发达，并不是只有你中国唯一的一个文明，而周边都是蛮夷。 大家知道欧洲人来到东方最重要的就是三类人，第一类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传教士，他们带来了新知识，新信仰。第二类人是商人，他们进行商品贸易，使得东方也就是东亚的内循环转向全球的外循环，把全球连成了一片。第三种是殖民者，他们用枪炮带来了另外一种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那么其中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改变自己世界观的契机。很可惜这种契机并没有使中国走出自己的传统，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在传统内变，而不是把两只脚迈出传统，在传统外变，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太强大，中国的知识体系太完整，传统的中国的思想观念也源远流长，而且制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因此真正的世界观的改变要到晚清，也就是由于背后有了坚船利炮，使得中国人不得不改变的时候，中国的世界观才出现了根本的改变，这就是过去学者说的中国的走向近代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天下到万国”。也就是说从自认为是天下中央、天下大国，周边都是蛮夷，到承认天下是万国并制，是一个互相需要依赖和联系的国际，这才是根本的变化。 那么我们今天说这些内容到底要表达什么呢？我们从中国认知世界这种曲折和挫折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想第一，我们应该知道传统中国有关世界的看法是相当的顽固的，它影响了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同时这种世界观就像基因，作为文化的基因，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法。而且尽管有这么多次改变世界观的新知识的传来，但是我们要说明的是知识增长未必就能促使观念改变。观念的改变必须有一些不得不变的外因，所以知识史跟思想史不一定是同步的，内因还是要依赖外因的。这一点可能有些朋友会想起当年费正清讲的“冲击反应论”。也许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理论，但是陈旧的理论不一定没有道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传统中国世界观念的改变跟中国近代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总是显得那么被动，和它相关的那种传统的天下中心，天下帝国的观念恐怕至今也没有彻底改变。这种观念的改变还是需要外部世界的冲击。因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刚才我们讲了，它太早就成熟了，就很系统，任何改变都要整体的改变。不像有些国家，像日本那样拿来拿来就可以，像鲁迅说的是“拿来主义”。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要讨论“体、用、道、器、本、末”，也就是说中国人总是需要一个整体的理解，才能有对观念、思想和知识的整体的颠覆。 那么第三点呢，其实我有一点感想就是说，要想使中国人走出中国，重新理解世界，仍然需要从教育开始。关于中国如何认识世界的知识，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自我定位，到底自己是“天下”还是“万国”，是天朝还是一个国家。这种走出传统的观念的改变，如果没有教材、教科书和教育系统的介入，我们很难改变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很难培养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世界公民的这样的意识。 我讲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袁莉：谢谢葛老师！我能不能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提到传统文化就像基因一样，一直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除了4次外界的冲击外，中国人多数时候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可以理解说这是自信，或者自大。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外国人的坚船利炮，中国不得不面对现实，我们近些年的教育一直在强调我们所受到的“百年屈辱”，这除了强调或者暗示我们原本的“世界中心”的地位外，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导致很多人有自卑的倾向，甚至产生了“逆向民族主义”，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文化，都是糟粕，需要全盘抛弃。您怎么看这种自大和自卑的情绪混合导致的认识世界的观点呢？ 葛兆光：谢谢。你的问题其实非常非常地重要。我们过去为什么对于自己的评价和对世界的认知，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总是在走极端？有时候自非常自信，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是天下中央。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觉得受了很多的屈辱。这其实是没有很好地区分“文化”和“文明”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过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一种理论，就是说把文化和文明做一点区分，文化是与生俱来的习惯，是使不同的民族保持不同面貌的东西，是不怎么会变化的东西。 而文明是一种需要学习得来的，社会群体交往的规则，是使不同的人群差异越来越少的东西，是不断进步的、是大家遵循的一种交往的理性。假定我们能在意识中区分文化和文明，我们就知道文化没有好坏之别文明才有进步和落后的区别。如果这样在的意义上来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既拥抱文明，要守护文化。 其实大家都知道，“文明”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形成的，它是社会规则，是世界秩序，就像篮球有篮球规则，足球有足球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则也不能互相沟通，也不能互相公平比赛，否则就乱成一锅粥了。但是“文化”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感情和本能，对自己的文化做简单的价值评判。 尽管有些人出于国族自尊和认同的需要，把自己的文化说得很好很优秀。但是千万记住，当你把文明和文化能够做一个区分的话，你就一定要承认不同文化没有高低，文化只是族群的特征、习惯和风俗，这是历史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也是与生俱来的如影随形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文化去贬低他的文化，说自己的文化辉煌，说别人的文化丑陋。 但是文明还是有高低之分的。也许有人觉得我是掉进了“进化论”的陷阱里面了，也许有人对这种传统的“进步落后论”嗤之以鼻，但是我还是要说无论是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人，大家有史以来共同逐渐摸索出来一种互相交往的道德、伦理、法律和理性，用它来建立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守护公正、平等、自由和尊严，这样才会有了文明和野蛮的高低之分。所以我觉得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应当接受文明，同时守护文化。 可是因为过去的论述中往往不能区分文明和文化，把这些搅成一团，这就造成了我们对文化传统评价上的困难。要么就极度地自卑，要么就极度地自负，要么就把自己说的是天下最好，要么就完全地丧失了自己的自信。 袁莉：谢谢葛老师，真的是醍醐灌顶。我们邀请每一个嘉宾推荐一本书，一个电影和一个电视剧，请问您有什么推荐的？ 葛兆光：我是一个知识很窄的人。我想介绍的一本书是澳大利亚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叫布莱内，他写的一本《世界简史》，我想大家都很忙，肯定没有时间去看那些特别大部头的东西。可是这本世界简史写得非常简明非常好，而且只有一册，不到30万字。我建议大家看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我这样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看来也是觉得非常精彩，这是第一个。 第二介绍什么电影，我很少看电影，我想介绍一个电影是张艺谋的《活着》，这也许是因为我经历过那个时代，我知道活着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是多么重要，而且如果你不走出中国，不走向世界，恐怕你会永远就是这样活着。 第三个要我介绍一个电视剧，坦率的说我对电视剧了解的很少，但是我想给大家非常郑重的推荐电视剧、电视专题片，就是BBC拍的《文明》系列，我觉得拍得非常好，要想了解世界，也同时了解自己，看《文明》这个系列专题片，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谢谢。

很多人以為，只要書看得越多，對於智慧累積的幫助也就越大，然事實上，如果只是隨意瀏覽過書本裡的文字，卻不加思索文字內容所包含的觀念、想法，即便是「看」了一屋子的書籍，也只是虛張聲勢，根本不及用「心」去體悟一本書的收穫來得大。 僅僅獲得知識並沒有什麼價值，因為知識真正的價值，並不在於知識本身，而是在於能不能體悟出其中道理，同時引領你去創造自己的思考，也就是從知識中去創造價值，這樣才有意義；倘若只是以取得知識為炫燿、滿足，那麼，知識不過成了一個虛浮的裝飾，就像一個人空有外表而毫無內涵一般。 但是很不幸地，大多數的人都習慣於「看」知識、死記知識，卻不知道要活用知識故而喪失了其價值，就像小的時候，很多小朋友將「唐詩三百首」背得滾瓜爛熟，但又有幾個人能夠真正創作出詩來呢？所以，知識如不能通過腦袋思考，融會貫通後變成自己的東西，那只是浪費時間在記憶而已。 唯有透過思考，知識才能變成真正有用的東西，如果只有記憶的話，好比是將食物囫圇吞棗般，不但吸收不到食物的營養，反而造成身體負擔，知識也是一樣的；那麼，該如何將知識轉換為有用的智慧呢？提出以下建議供諸位參考： 一、集中精神學習 精神必須專注才能幫助思考，像有些人即使待在很吵雜的環境下也能專心看書，但也有人即便四周啞然無聲，亦不能集中注意力於書本，因為「聲靜」不如「心靜」，只有心沉靜下來、心無旁鶩，才能將學習效率提高，幫助思緒運轉。 二、學會發問問題 我常說，「學問」就是學習問問題，透過問題的提出幫助自己思考，藉由答案的產生提昇自我成長。有很多人不懂得發問，多半就是對事情不理解而無從問起，或者是沒有動腦筋去思考哪裡有問題、問題在哪裡，當然也就不會發現自己真正的問題在哪裡，而一無所獲。 三、化思慮為行動 有句話說「說得比作得容易」，但是「想得又比說得還快」，所以如果我們只是將想法放在腦筋裡轉，倒不如試著用文字或語言的方式表達出來，這樣印象更為深刻，理解也能更加透徹，例如：將想法寫出來，或是經由教導別人，藉由別人的提問來瞭解自己到底完全懂了沒有。 四、多面性的思考 很多人事情只看單一面，這是相當膚淺的，例如，媒體原本應該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不過有很多媒體往往為了收視考量，於是從單一面作報導，並過度渲染、捕風捉影，反而讓事情的真相被模糊、失焦了，如果我們不能學會從多面性來觀察、思考，很容易被誤導而成為一種盲從。